中華美食文化何以一路走來、驚艷世界1

時間：2023-01-03 16:00:55來源：food欄目：餐飲美食新聞閱讀：

正在熱播的電視劇《尚食》，站在明清這座“食文化”高峰的起點上，試圖展現中華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人們對電視劇的評價并不高，但其引出的話題卻頗有價值，即中華美食文化何以一路走來，最終綻放出絢爛的華章？

——編者

時至今日，中國食客們早已習慣了“中華美食甲天下”的尊榮，街邊商廈林林總總的小吃店，墻上往往喜歡掛一段上逾千年的傳說——雖然食客大多也不會把這些動輒與乾隆、諸葛亮、秦始皇甚至是黃帝、女媧的故事當真，但換個視角將華夏五千年歷史視為五千年美食史，似乎也不算太夸張。

然而，歷史真相往往令人感到意外。中國歷史雖然源遠流長，但中華美食文化其實異常晚熟：“南食”“北食”直到唐宋時期才逐漸分野，土豆、玉米、番茄、辣椒等食材直到明代才傳入，“四大菜系”直到清初才成型，而當“八大菜系”隆重登場時，中國封建時代已經走向了尾聲。不少如大盤雞、螺螄粉這種人們習以為常的小吃、菜肴菜式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誕生，而“菜系”作為一個專有詞條，直到1992年才被收錄到《中國烹飪辭典》中。

沒錯，中華美食的確博大精深，但它的成長之路卻也曲折縈紆，歷經磨難。

了解到中華美食榮光背后的漫漫長路，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歲月里，食客們或許會對“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這句古訓有更深的感悟。中華美食是美好的，華麗的，精致的，同時也是堅韌的，頑強的，隱忍的。中華美食文化是古老悠遠的，同時也是大器晚成的。三代以降，五千年時光仿佛是一場漫長的蟄伏，為的只是在某一個時間，爆發出最絢爛的華章。

更值得回味的是，這一個爆發的時段，正是中國人面對大變局積極吸收先進思想和制度，重塑華夏榮光的時代。其實，飲食之道、為人之道、謀國之道，在某種層面上也是相通的：食客們觥籌交錯之中、在推杯換盞之時其實不難發現，中國美食自古以來最不缺的，就是兼容并蓄的氣度和能力。倘若孔子泉下有知，見到這一幕大約也不會再堅持“君子謀道不謀食”了吧——謀食之道里，自有一個民族最堅韌的初心。

“民以食為天”逼出的想像力

司馬遷所引的“民以食為天”，指的不是百姓對食物的盲目熱情，而是傳統農耕社會生存壓力的寫照。作為農業古國，中國較之其他文明更早出現了人口生態壓力，這一壓力在締造了靈渠、都江堰、大運河等奇跡的同時，也極大激發了中國人對食材的想象力。

中國人的美食追求并非天然通向“味道至上”。先秦以降，中國飲食與養生、醫療結合得更為緊密，兩漢時期讖緯之學與仙道之風盛行，飲食養生的風氣遠較宴席間的觥籌交錯更吸引士大夫階層。歷史悠久的辟谷習俗，從某種角度來看甚至是反美食主義。

后人言及“盛世”，大多會將目光指向漢唐兩代。這兩個朝代，國家統一、文化昌明、武功強盛、國威遠播，直到幾千年后，“漢字”和“唐人街”依然是中華文化的代名詞。然而即便是這兩個朝代，中國人的糧食危機也不絕于史。《漢書》中動輒出現“大饑，人相食”“饑，或人相食”的記載，而唐代皇帝曾十余次因缺糧暫時遷都洛陽，留下了“逐糧天子”“就食東都”這個歷史名詞。帝尤如此，民何以堪。

窮則思變，在巨大的糧食危機面前，也不由得古時的中國人對食物不具備足夠的想像力。三國時期，中原動蕩不安，天下四分五裂，曹操一邊感嘆著“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一邊編著了中國第一部獨立飲食著作《四時食制》。南北朝時期，戰爭連年不斷，自然災害頻發，集北方民間減災思想和經驗之大成的著作《齊民要術》應運而生。金朝入主中原，宋室及北方士大夫階層大舉南遷后，以水稻栽培為主要內容的《陳敷農書》問世。元朝借助強大的騎兵締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帝國，但也讓無數肥沃富饒的田地變得滿目瘡痍，司農司受命編著官書《農桑輯要》，之后王禎《農書》、魯明善《農桑撮要》幾乎同時出現，這一系列農學方面的成熟絕非偶然的巧合。

掩卷，又不得不聯想到中華美食的烹飪技法和食材范圍，相較于其他國家的菜系簡直到豐富到令人咋舌的程度，這是不是因為生存狀況倒逼而形成的想像力呢？

“五谷雜糧”隱藏的包容性

如果說盡可能提高食材的利用率是“節流”，那積極引入外來物種為己所用就是“開源”；如果說“節流”表現了中華美食背后的地大物博，那“開源”則揭示了中華美食文化的兼容并蓄。

俗語有云：“人食五谷雜糧，孰能無疾。”“五谷”，可以說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代表。“五谷”有兩種說法，一是鄭玄認為的“麻、黍、稷、麥、豆”，二是趙歧認為的：“稻、黍、稷、麥、菽”。無論哪一種說法，麥——這里主要指小麥，都是中國人自古以來最重要、最普遍的主食之一。

然而，小麥并非中國土生土長的農作物。換句話說，支撐起中國幾千年文明、給中華美食帶來無限榮光的小麥，其實是個貨真價實的舶來品。小麥起源于新月沃地，在甘肅民樂東灰山遺址、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溝等西北地區分別發現了公元前兩三千年的小麥遺存，這讓后世的考古學家大致能勾勒出小麥傳入中國的路線。小麥古稱“麳”，在甲骨文中，“來”為小麥植株形象，“來”的“行來”之義正淵源于小麥的舶來品身份。當然，小麥的本土化也經歷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直到北宋時期，中國農人才在土壤耕作、種子處理、栽培管理等技術層面積累到了足夠的經驗知識，讓小麥在北方種植制度中取得了核心地位。

中國的主食，有“北面南米”之稱，這背后是農作物上的“北麥南稻”。中國是水稻的原產地之一，這毋庸置疑，但在古代中國“華夷秩序”的視野下，水稻來源于百越族先民的馴化，其實也并非純粹的中原物產。大禹曾在黃河流域嘗試推廣稻作，對于以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為中心的夏王朝來說，大禹的作法無疑是一次物種引進的嘗試，只是因為這一引進史過于久遠，而長江文明最終與黃河文明一道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而被淡忘了。

但即便如此，關于水稻的引進史也并沒有停止，《宋史·食貨志》載：“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這里提到的占城稻，即源于古代越南南部的小國占城。占城稻適應性強、生長期短，因而在大中祥符被引入長江流域，以應對災荒之困。

20世紀40年代，正值中國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東北地區流傳了一首悲憤激昂的《松花江上》，起首一句便是：“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高粱”二字，很東北，也很中國，但不要意外——高粱的原產地不是中國，甚至不是東亞，而是遙遠的非洲。高粱傳入中國的時間與路線更難考證，因其早期有“蜀林”“巴禾”之稱，可能是由西南地區漸次傳入中原，直到宋元兩代成為北方人的重要主食。

除了主食，中國人對蔬菜瓜果更是海納百川。中國人的菜譜上，有三類食材從名稱就能看出其“海外血統”：第一類名稱中帶“胡”，基本于漢晉時期由西北陸路引入，主要有胡豆（蠶豆）、胡瓜（黃瓜）、胡蒜（大蒜）等。胡蘿卜也源于西亞，但傳入中國的時間稍晚。第二類名稱中帶“番”，主要于南宋、元明及清初由番舶引入，如番茄、番薯（紅薯）、番椒（辣椒）等。第三類名稱中帶“洋”，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洋蔥、洋芋（馬鈴薯）、洋白菜（甘藍）等。如今，這些外來物種早已融入中華美食，甚至成為某些食物的靈魂所在——沒有了蒜泥，火鍋會黯然失色；沒有了辣椒，整個川菜都會“啞火”；沒有了番茄，多少人學會的第一個炒菜（番茄炒蛋）恐怕也要變個名稱了……

《隨園食單》背后的鉆研心

中國食客說起中華美食之道，往往喜歡引用孔子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八個字。其實，孔子所言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更側重于祭祀時飲食的態度而非對味道的追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烹飪、碓舂、切肉工藝均相對原始，將“食”做“精”、“膾”做“細”，體現了廚人與食者嚴肅真誠的態度。與此相對，孔子針對口腹之欲多有“君子食無求飽”的論斷，追求食物的奢華精細，本身便與孔子的理念背道而馳。

孔子的飲食觀背后，是其心懷的禮制。其實中國人與食物最早的聯結不是味道，而是禮儀。《禮記》所言“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大意即是“禮儀制度和風俗習慣始于飲食禮”；而據《周禮》所載，周王室四千多名治官中一半以上的職責與飲食相關，細品之余不難發現上古食物與生俱來的森嚴與拘謹。春秋時期最著名的廚師——同時也是后世廚師的“祖師”易牙，其精致的廚藝與其說是職人的素養，更不如說是史書為勾畫其殘忍而加的腳注，從中也不難口味到美食與美德之間隱隱的矛盾。

古代中國對食物的“淡漠”不僅出于食材的緩慢積累、交融，更在于儒家文化對口腹之欲的“打壓”。一方面，孔子“君子謀道不謀食”的教誨讓士大夫階層往往遠離庖廚而以修齊治平為己任；另一方面，自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士大夫階層仕途通暢，“學而優則仕”也有著豐富的現實回報。至晚在唐代之前，文人對于飲食之事是少有重視的。

隋唐時期飲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風雖有較大發展，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響下，士大夫階層的追求依然在“提筆安天下、馬上定乾坤”之中，“烹羊宰牛”式的盛筵并沒有孕育出與之相當的飲食文化。唐代盛極一時的燒尾宴，也只是公卿士大夫的盛宴，遠非平民百姓所能享受。

轉折來自于兩宋：從個體角度來看，兩宋文化昌盛導致讀書人與日俱增以至于仕途門檻抬高，同時武功疲弱又令多少人雄志難酬。從朝廷角度來看，宋室有鑒于唐朝藩鎮割據之痛，自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始便鼓勵朝臣“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用舍行藏之下，也不由得士大夫們不將視線轉向飲食了。北宋蘇軾以嗜美食聞名，而其半生謫居的仕途，多多少少也體現了當時的飲食與儒家傳統追求此消彼長的關系。

元朝統一后，漢族士人愈加邊緣化。明清易代，朝廷中樞又多為滿族壟斷，“學而優則仕”的路途不再暢通無阻，文人的興趣自然而然愈加轉向犬馬聲色。如以“小品圣手”名世的張岱，便在《陶庵夢憶》中洋洋自得地夸口“越中清饞，無過余者”，從北京的蘋婆果到臺州的江瑤柱，從山西的天花菜到臨海的枕頭瓜，大明兩京一十三省的美食竟被他嘗了個遍。又如戲曲大家李漁，一邊醉心于梨園之樂，一邊也不忘鮮衣美食這一類“家居有事”，并在理論巨著《閑情偶寄部》中加入“飲饌”一部，系統闡述其“存原味、求真趣”的飲食美學思想與“宗自然、尊鮮味”飲食文化觀念。

特殊的時代背景使得“飲食之人”不再被輕賤，于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半葉應運而生，在這一背景下，“食圣”袁枚登場了。

袁枚在《與薛壽魚書》公然提出“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而他自己則將飲食之道視為堪與周公孔子之為相媲美的事業，因此可以毫無顧忌地“每食于某氏而飽，必使家廚往彼灶觚，執弟子之禮”。

袁枚作詩以“性靈說”為主張，認為詩直抒心靈，表達真意，這一主張也融合到了飲食中：他認為在烹飪之前要了解食材、尊重物性，注意食材間的搭配和時間把握；他反對鋪張浪費，提出“肴佳原不在錢多”，食材之美更在于物盡其用；他將人文主義引入飲食，宣揚“物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他強調烹飪理論的重要性，以為中國烹法完全依廚人經驗不利于傳承，為了給后世食客廚人樹立典范，又煞費苦心撰寫出了《隨園食單》——這部南北美食集大成之作，再一次為中華美食的發展開啟了新的紀元。

《隨園食單》之前，中國歷代亦不乏飲食著作，但關于制法的記述往往過于簡略，如《食經》《燒尾宴食單》之類甚至流于“報菜名”。宋元以降，飲食著作的烹飪方法逐漸明晰，但亦停留在“形而下”的層次。而《隨園食單》則完成了飲食文化從經驗向理論的最終蛻變。如“須知單”“戒單”中梳理了物性、作料、洗刷、調劑、搭配、火候、器具、上菜等方方面面，“上菜須知”中的“鹽者宜先，淡者宜后；濃者宜先，薄者宜后”等，都是對中國千年烹飪經驗一次開創性的總結與編排。

在袁枚和他的《隨園食單》之后，中國飲食文化從“形而上”的思想層面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在之后的百余年里，幫口菜漸漸發達，“四大菜系”“八大菜系”逐漸成形，直到清朝國門被堅船利炮強行打開時，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依然能夠自信地寫下：“我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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